“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这首题为《三元里》的诗歌，以慷慨激昂的笔法，生动描绘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三元里人民群众奋起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画卷，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同仇敌忾、抗击外辱的爱国主义精神。它的作者就是清代中后期著名的爱国诗人张维屏。

张维屏雕像。黄楚旋 摄

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号南山，又号松心子，广东番禺人（今广州）。张维屏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先后在湖北、江西担任州县地方官。他勤政爱民、为官清廉，赢得了“尽心民事，深洽舆情”之美誉（参见陈澧《张南山先生墓碑铭》）。

张维屏一直秉持“欲希古贤”、济世救民的从政抱负，却因晚清官场黑暗腐败而断然辞官归里。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张维屏写下了《三元里》，以及歌颂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三位爱国将领的《三将军歌》等名篇佳作。这些作品在当时流传甚广，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已故著名文学家阿英（钱杏邨）曾称赞张维屏的这些作品是鸦片战争中“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的“英雄史诗”（《鸦片战争文学集》）。

大器晚成 冒死救灾

“乾隆秀才、嘉庆举人、道光进士、咸丰老渔”是张维屏生前所刻的一方印章。这十六个字，浓缩了其将近八十载的人生轨迹。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张维屏出生于番禺一个书香家庭。父亲张炳文长于诗文，以设馆授徒为生，曾任四会县学训导。张维屏深受家学熏陶，他所作《述德》一诗“未冠学为文，吾父日善诱。出应童子试，汗颜冠侪偶。”写的就是他自幼随父亲入馆学经，并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参加番禺县试，位列榜首，从此以诗才名震乡里。

嘉庆九年（1804），张维屏参加广东乡试，中举人，随后于嘉庆十二年（1807），第一次赴京赶考。虽然他在会试中遗憾落第，但其才华依然得到了认可。当时的著名诗人、文学家翁方纲在读到张维屏的诗作后，不禁惊呼：“诗坛大敌至矣！”此后，张维屏又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均告失败。长期困顿于科场的同时，张维屏与林伯桐、黄乔松、谭敬昭、梁佩兰、黄培芳、孔继勋等广东诗友筑云泉山馆于白云山，众人时常在此笔墨雅集，诗酒酬唱，人称“七子诗坛”。

道光二年（1822），已过不惑之年的张维屏再试京闱，终于进士及第，被朝廷外派为湖北黄梅县知县。莅任第二年夏天，江水暴涨溃堤，灾民流离失所，张维屏心忧如焚，为抗洪救灾日夜奔走。一天夜里，他乘着小舟勘查灾情时，船被激流冲走，他幸亏抱住大树得以不死（参见其《黄梅大水行》诗中自注）。

脱险后，张维屏在诗歌中感叹：“一身讵（同‘岂’）足惜，万户良可伤？”意思是，与千家万户受到灾情冲击的艰难处境比起来，自身的安危又何足挂齿？

为了救民于水火，张维屏奏请朝廷动用库银赈灾，还特意安排专人监管赈灾款项的发放过程，严防侵吞、冒领，“一切银钱不由书差经手”，发放前还会在各乡提前予以公示；灾民领取救济款时，仅容一人进入，凭票发钱，前门进、后门出，秩序井然。张维屏在黄梅任上不辞劳苦、事事亲为、公正廉明，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推崇和赞赏（参见金菁茅《张南山先生年谱撮略》）。

玉岩书院内景。黄楚旋 摄

深恶腐败 愤而辞官

随后，张维屏又受命调任湖北广济县知县。广济县（今湖北武穴）乃长江中游的重要漕运港口，每年漕粮收入颇丰。所谓“漕粮”属于古代田赋的一种，是地方办公经费的重要来源。清代中叶，漕运贪腐盛行，朝廷虽然对税收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默许地方官吏采取“浮收勒折”（即采用强迫手段额外收取）的方式进行征收。因此，收漕粮就被当成了一条官官相护、心照不宣的“生财之道”，大小官员乃至运船的兵丁、差役，往往相互勾结、层层索取，趁机从中渔利（参见徐珂《清稗类钞》）。

面对收漕粮这样一桩有利可图的“肥差”，张维屏却表现得非常抗拒。在他看来，“不浮收，则漕费无所出，浮收则理不直，理不直则气不伸，吾宁弃官以伸气。”尽管朝廷多次催缴，他依然拒绝浮收漕粮，同时称病请辞（参见陈澧《张南山先生墓碑铭》）。不仅如此，张维屏还在《收漕辞》一诗中，对假借收漕粮的名义讹索盘剥、中饱私囊的不良吏胥进行了猛烈抨击。

张维屏身为漕运大埠的知县，却不愿多收漕粮，这在当时被世人视为咄咄怪事。但时任直隶总督的蒋攸铦却赞赏其恤民如子、清廉无私的高尚品行。蒋攸铦有言：“夫救灾人所难，而南山处之井然；收漕人所乐，而南山辞之决然。”（张维屏《花甲闲谈》）

在上司的再三挽留下，张维屏转任襄阳府同知。在他离开广济县时，当地人民洒泪相送，送上“德厚风清”的条幅，颂其恩德。张维屏在《别广济》一诗中谦称：“无泽及民德何有，无功窃禄清难言。”从中可以看出，“德”与“清”正是他为官做人的宗旨和目标。

道光十二年（1832）起，张维屏先后在江西出任袁州府同知、泰和县知县、吉安府通判、南康府知府等职。这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张维屏目睹当时官场的种种黑暗和腐败乱象，愤而创作了《衙虎谣》《盐枭乐》《狱卒威》等作品，揭露贪官污吏残暴贪婪、欺压平民的行径。他不愿同流合污，却又时常感到“临渊履冰”的无力和孤独，自觉“一官无补苍生，不如归去”（《花甲闲谈》序），萌生归隐之念。但只要在任，他都始终施政为民、兢兢业业。在担任袁州府同知时，他常以“婉曲开导”的方式审讯囚犯、侦办案件，而非刑讯逼供（参见金菁茅《张南山先生年谱撮略》）；在卸任南康府知府之际，他忽然接到治理蝗灾的紧急命令，随即便奉命赶往灾情一线捕蝗，后来还将工作经验整理成《治蝗述略》一书，供其他受灾地区参考。

心系国是 以诗御敌

道光十六年（1836），张维屏告病辞官返家，在广州筑“听松园”，每日潜心著述、讲学传艺、邀游赋诗。然而，这种“水绿树三面，风香花一肩，沙鸥天地阔，随意养余年”（《东园杂诗》）的宁静生活，很快就被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所打破。

道光十九年（1839）的一天，张维屏的家中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受命赴粤主持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两人是同科进士，交情深厚。林则徐登门拜访，向张维屏寻求禁烟对策。

张维屏对鸦片流毒造成的巨大危害早有预见。在编撰《国朝诗人征略初编》时，他就曾提醒世人，要警惕洋人借输入鸦片“包藏祸心，殆不可测”，呼吁朝廷要加固海防，严密排查奸邪之人。此后，在林则徐禁烟过程中，张维屏一直为之出谋划策，鼎力相助。

鸦片战争爆发后，原本打算阖门自守、不问世事的张维屏，受三元里人民抗英义举所感染，写下了一系列歌颂中国军民英勇无畏、团结抵敌的不朽诗篇，彰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力量和民族气节，其中以《三元里》和《三将军歌》最为知名。

另一方面，他创作《书愤》《海门》《江海》《饮酒五首》《寒食有感》等作品，斥责侵略者的狼子野心，谴责清廷采取丧权辱国的投降政策。当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传来时，他满怀悲愤，创作了《雨前》一诗，直言不平等条约是“城下寻盟古所羞”，号召民众发愤图强，卧薪尝胆，保家卫国。

咸丰六年（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翌年广州沦陷，张维屏辗转避居城西。在此期间，他用诗歌见证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之后城中的萧条衰败景象，记录了战火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深重创伤。

咸丰九年（1859），年届八旬的张维屏病逝于广州。就在这一年，他还在诗歌中吟叹：“几时华夏消夷患，何日乾坤息战场？”（《新年》）对家国命运流露出深切的担忧。

“行云流水见真性，明月清风来故人。”这是张维屏留存于广州萝峰寺中的一副对联。作为诗人，张维屏凭借优秀的反帝爱国诗篇，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廉吏，他置身于清朝中晚期混浊腐朽的官场，虽无力扭转局势，但依然关怀民瘼，洁身自好，持公守正，殊为可贵。

张维屏在广州玉岩书院留下的对联。黄楚旋 摄

【评说张维屏】

“县官不愿收漕，世罕见也！”这是清朝道光时人对广济知县张维屏的评价。收漕，即收漕粮，利用水路转运粮食。隋唐以后，农业经济重心南移，而首都仍在北方，由东南而西北的漕运制度由此诞生。

在张维屏为官的时代，漕运体制已经败坏到整顿了一轮又一轮的程度，但是征漕加派的繁多名目以及各级官吏胥役的贪索，仍然屡禁不止。从漕粮征收到兑运、从长途挽运到京通交仓，几乎无处不弊，无官不贪，其结果，“州县取之于民，弁丁取之于州县，部书仓役又取之于弁丁，层层需索，无非闾里之脂膏”。在这种背景之下，张维屏以一区区知县身份，没有力挽狂澜的任何可能，然而他对这种腐败现象嫉恶如仇。他说：“不浮收，则漕费无所出，浮收则理不直，理不直则气不壮，吾宁舍官以伸气。”可以趁机也捞上一把却不肯同流合污，并且连官位都不要了，愤然辞去，何其难能可贵！

历史上有许多像张维屏这样不很知名却足以成为后世楷模的官员。又如明朝徐问，当了40年的官，刑部、兵部、知府，从中央到地方，有职有权的地方他都干过，但是“敝庐萧然”，连自家的住房还都很不像样子。他当长芦盐运使的肥差时，一上任就开宗明义：“吾欲清是官也。”有了这个指导思想，他“终任不取一钱”。焦竑则借汉代大司徒王良自己“布被瓦器”、妻子每“布裙曳柴从田中归”的事迹而发问：“今之人有官清要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操井臼以养者乎？第施施然藉其权力，渔猎小人，为肥家饱妻子之计而已。”不必斤斤计较焦竑所用的字眼，需要思考的是他所阐发的实质问题。

“世罕见也”，无异于相当高的评价。张维屏的作为，也无异于污淖中的一股清流。这股清流得以涌现，是社会的希望所在。因为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正气，其次需要勇气。

——潮白

（刊载于南方日报2020年11月27日副刊海风版面和南方+客户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