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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屏:“尽心民事”的爱国诗人
发布时间:2020-11-27  来源:南方日报  浏览次数:720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这首题为《三元里》的诗歌,以慷慨激昂的笔法,生动描绘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三元里人民群众奋起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画卷,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同仇敌忾、抗击外辱的爱国主义精神。它的作者就是清代中后期著名的爱国诗人张维屏。

 

张维屏雕像。黄楚旋 摄

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号南山,又号松心子,广东番禺人(今广州)。张维屏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先后在湖北、江西担任州县地方官。他勤政爱民、为官清廉,赢得了“尽心民事,深洽舆情”之美誉(参见陈澧《张南山先生墓碑铭》)。

张维屏一直秉持“欲希古贤”、济世救民的从政抱负,却因晚清官场黑暗腐败而断然辞官归里。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张维屏写下了《三元里》,以及歌颂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三位爱国将领的《三将军歌》等名篇佳作。这些作品在当时流传甚广,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已故著名文学家阿英(钱杏邨)曾称赞张维屏的这些作品是鸦片战争中“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的“英雄史诗”(《鸦片战争文学集》)。

大器晚成 冒死救灾

“乾隆秀才、嘉庆举人、道光进士、咸丰老渔”是张维屏生前所刻的一方印章。这十六个字,浓缩了其将近八十载的人生轨迹。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张维屏出生于番禺一个书香家庭。父亲张炳文长于诗文,以设馆授徒为生,曾任四会县学训导。张维屏深受家学熏陶,他所作《述德》一诗“未冠学为文,吾父日善诱。出应童子试,汗颜冠侪偶。”写的就是他自幼随父亲入馆学经,并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参加番禺县试,位列榜首,从此以诗才名震乡里。

嘉庆九年(1804),张维屏参加广东乡试,中举人,随后于嘉庆十二年(1807),第一次赴京赶考。虽然他在会试中遗憾落第,但其才华依然得到了认可。当时的著名诗人、文学家翁方纲在读到张维屏的诗作后,不禁惊呼:“诗坛大敌至矣!”此后,张维屏又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均告失败。长期困顿于科场的同时,张维屏与林伯桐、黄乔松、谭敬昭、梁佩兰、黄培芳、孔继勋等广东诗友筑云泉山馆于白云山,众人时常在此笔墨雅集,诗酒酬唱,人称“七子诗坛”。

道光二年(1822),已过不惑之年的张维屏再试京闱,终于进士及第,被朝廷外派为湖北黄梅县知县。莅任第二年夏天,江水暴涨溃堤,灾民流离失所,张维屏心忧如焚,为抗洪救灾日夜奔走。一天夜里,他乘着小舟勘查灾情时,船被激流冲走,他幸亏抱住大树得以不死(参见其《黄梅大水行》诗中自注)。

脱险后,张维屏在诗歌中感叹:“一身讵(同‘岂’)足惜,万户良可伤?”意思是,与千家万户受到灾情冲击的艰难处境比起来,自身的安危又何足挂齿?

为了救民于水火,张维屏奏请朝廷动用库银赈灾,还特意安排专人监管赈灾款项的发放过程,严防侵吞、冒领,“一切银钱不由书差经手”,发放前还会在各乡提前予以公示;灾民领取救济款时,仅容一人进入,凭票发钱,前门进、后门出,秩序井然。张维屏在黄梅任上不辞劳苦、事事亲为、公正廉明,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推崇和赞赏(参见金菁茅《张南山先生年谱撮略》)。

 

玉岩书院内景。黄楚旋 摄

深恶腐败 愤而辞官

随后,张维屏又受命调任湖北广济县知县。广济县(今湖北武穴)乃长江中游的重要漕运港口,每年漕粮收入颇丰。所谓“漕粮”属于古代田赋的一种,是地方办公经费的重要来源。清代中叶,漕运贪腐盛行,朝廷虽然对税收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默许地方官吏采取“浮收勒折”(即采用强迫手段额外收取)的方式进行征收。因此,收漕粮就被当成了一条官官相护、心照不宣的“生财之道”,大小官员乃至运船的兵丁、差役,往往相互勾结、层层索取,趁机从中渔利(参见徐珂《清稗类钞》)。

面对收漕粮这样一桩有利可图的“肥差”,张维屏却表现得非常抗拒。在他看来,“不浮收,则漕费无所出,浮收则理不直,理不直则气不伸,吾宁弃官以伸气。”尽管朝廷多次催缴,他依然拒绝浮收漕粮,同时称病请辞(参见陈澧《张南山先生墓碑铭》)。不仅如此,张维屏还在《收漕辞》一诗中,对假借收漕粮的名义讹索盘剥、中饱私囊的不良吏胥进行了猛烈抨击。

张维屏身为漕运大埠的知县,却不愿多收漕粮,这在当时被世人视为咄咄怪事。但时任直隶总督的蒋攸铦却赞赏其恤民如子、清廉无私的高尚品行。蒋攸铦有言:“夫救灾人所难,而南山处之井然;收漕人所乐,而南山辞之决然。”(张维屏《花甲闲谈》)

在上司的再三挽留下,张维屏转任襄阳府同知。在他离开广济县时,当地人民洒泪相送,送上“德厚风清”的条幅,颂其恩德。张维屏在《别广济》一诗中谦称:“无泽及民德何有,无功窃禄清难言。”从中可以看出,“德”与“清”正是他为官做人的宗旨和目标。

道光十二年(1832)起,张维屏先后在江西出任袁州府同知、泰和县知县、吉安府通判、南康府知府等职。这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张维屏目睹当时官场的种种黑暗和腐败乱象,愤而创作了《衙虎谣》《盐枭乐》《狱卒威》等作品,揭露贪官污吏残暴贪婪、欺压平民的行径。他不愿同流合污,却又时常感到“临渊履冰”的无力和孤独,自觉“一官无补苍生,不如归去”(《花甲闲谈》序),萌生归隐之念。但只要在任,他都始终施政为民、兢兢业业。在担任袁州府同知时,他常以“婉曲开导”的方式审讯囚犯、侦办案件,而非刑讯逼供(参见金菁茅《张南山先生年谱撮略》);在卸任南康府知府之际,他忽然接到治理蝗灾的紧急命令,随即便奉命赶往灾情一线捕蝗,后来还将工作经验整理成《治蝗述略》一书,供其他受灾地区参考。

心系国是 以诗御敌

道光十六年(1836),张维屏告病辞官返家,在广州筑“听松园”,每日潜心著述、讲学传艺、邀游赋诗。然而,这种“水绿树三面,风香花一肩,沙鸥天地阔,随意养余年”(《东园杂诗》)的宁静生活,很快就被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所打破。

道光十九年(1839)的一天,张维屏的家中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受命赴粤主持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两人是同科进士,交情深厚。林则徐登门拜访,向张维屏寻求禁烟对策。

张维屏对鸦片流毒造成的巨大危害早有预见。在编撰《国朝诗人征略初编》时,他就曾提醒世人,要警惕洋人借输入鸦片“包藏祸心,殆不可测”,呼吁朝廷要加固海防,严密排查奸邪之人。此后,在林则徐禁烟过程中,张维屏一直为之出谋划策,鼎力相助。

鸦片战争爆发后,原本打算阖门自守、不问世事的张维屏,受三元里人民抗英义举所感染,写下了一系列歌颂中国军民英勇无畏、团结抵敌的不朽诗篇,彰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力量和民族气节,其中以《三元里》和《三将军歌》最为知名。

另一方面,他创作《书愤》《海门》《江海》《饮酒五首》《寒食有感》等作品,斥责侵略者的狼子野心,谴责清廷采取丧权辱国的投降政策。当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传来时,他满怀悲愤,创作了《雨前》一诗,直言不平等条约是“城下寻盟古所羞”,号召民众发愤图强,卧薪尝胆,保家卫国。

咸丰六年(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翌年广州沦陷,张维屏辗转避居城西。在此期间,他用诗歌见证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之后城中的萧条衰败景象,记录了战火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深重创伤。

咸丰九年(1859),年届八旬的张维屏病逝于广州。就在这一年,他还在诗歌中吟叹:“几时华夏消夷患,何日乾坤息战场?”(《新年》)对家国命运流露出深切的担忧。

“行云流水见真性,明月清风来故人。”这是张维屏留存于广州萝峰寺中的一副对联。作为诗人,张维屏凭借优秀的反帝爱国诗篇,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廉吏,他置身于清朝中晚期混浊腐朽的官场,虽无力扭转局势,但依然关怀民瘼,洁身自好,持公守正,殊为可贵。

 

张维屏在广州玉岩书院留下的对联。黄楚旋 摄

【评说张维屏】

“县官不愿收漕,世罕见也!”这是清朝道光时人对广济知县张维屏的评价。收漕,即收漕粮,利用水路转运粮食。隋唐以后,农业经济重心南移,而首都仍在北方,由东南而西北的漕运制度由此诞生。

在张维屏为官的时代,漕运体制已经败坏到整顿了一轮又一轮的程度,但是征漕加派的繁多名目以及各级官吏胥役的贪索,仍然屡禁不止。从漕粮征收到兑运、从长途挽运到京通交仓,几乎无处不弊,无官不贪,其结果,“州县取之于民,弁丁取之于州县,部书仓役又取之于弁丁,层层需索,无非闾里之脂膏”。在这种背景之下,张维屏以一区区知县身份,没有力挽狂澜的任何可能,然而他对这种腐败现象嫉恶如仇。他说:“不浮收,则漕费无所出,浮收则理不直,理不直则气不壮,吾宁舍官以伸气。”可以趁机也捞上一把却不肯同流合污,并且连官位都不要了,愤然辞去,何其难能可贵!

历史上有许多像张维屏这样不很知名却足以成为后世楷模的官员。又如明朝徐问,当了40年的官,刑部、兵部、知府,从中央到地方,有职有权的地方他都干过,但是“敝庐萧然”,连自家的住房还都很不像样子。他当长芦盐运使的肥差时,一上任就开宗明义:“吾欲清是官也。”有了这个指导思想,他“终任不取一钱”。焦竑则借汉代大司徒王良自己“布被瓦器”、妻子每“布裙曳柴从田中归”的事迹而发问:“今之人有官清要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操井臼以养者乎?第施施然藉其权力,渔猎小人,为肥家饱妻子之计而已。”不必斤斤计较焦竑所用的字眼,需要思考的是他所阐发的实质问题。

“世罕见也”,无异于相当高的评价。张维屏的作为,也无异于污淖中的一股清流。这股清流得以涌现,是社会的希望所在。因为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正气,其次需要勇气。

——潮白

(刊载于南方日报2020年11月27日副刊海风版面和南方+客户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