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福建省福州市纪委监委党员干部赴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王荷波同志革命活动重要旧址——潮江楼参观学习。黄俊 摄

　　“五一”期间，武汉市武昌都府堤，闭馆维修近半年的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甫一开放就迎来了参观高峰。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的最后一天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蔡以忱、刘峻山、周振声、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一群平均年龄在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当选为中央监委委员、候补委员。10名同志当年就牺牲了4位，随后几年里又有5名同志牺牲或失踪，只有1名同志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无一人叛党。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要求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杨匏安烈士的话成为首届监委成员的共同人生底色，他们以自己的热血履行了对党组织的铮铮誓言，以革命到底的人生书写了对党的无悔忠诚。

　　忠诚源自信仰—— 

　　“死可以，变节不行！” 

　　毗邻中共五大会址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内，王荷波的登记材料、蔡以忱的剑与徽章、阮啸仙制定的“六不准”审计工作纪律……一张张照片、一件件物品述说着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故事，让人们久久驻足。

　　勇敢无惧、向死而生的他们，胸怀一团火，哪怕前路再多荆棘、再是艰险，也毅然走下去，在苟且偷生与坚守信仰的抉择中，甘愿成为共产主义的殉道者。

　　“请求党组织对我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教育他们千万别走和我相反的道路。”1927年11月，王荷波在就义之前留下唯一的遗愿。这位被赞誉为“品重柱石”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退回工友的馈赠，推掉商人提供的豪宅，告诫身边人“贪图享乐别当共产党”。“二七惨案”发生后，上级党组织指示王荷波转移。临行前夜，王荷波在浦镇后河上的一只小船里组织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嘱咐同志们，永远不要忘记为了什么而入党。

　　“我从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1931年7月25日，因叛徒告密，杨匏安再次在上海被捕。在狱中，杨匏安面对国民党高官厚禄的引诱，宁死不屈。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马劝降，杨匏安不为所动，把电话都摔了。就义前，杨匏安曾作一首《示难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相视莫潸然。”

　　“革命处于低潮，仍要充满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哪怕是最困难时候，仍要与党保持一致。”在革命最低潮时，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后，阮啸仙接受党组织派遣，先后赴莫斯科、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沈阳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31年前后，因为党在上海的机关遭到敌人破坏，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贫病交加，一度不省人事，在收到亲友凑来的100元钱后，在第二年初与党中央再次取得联系，找到组织。他坚信，“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

　　“我看党为平民谋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脑袋，我也要参加共产党。”杨培森学唱《国际歌》后，这样告诉张佐臣。1925年，杨培森迎来上海区委派到浦东工作的张佐臣，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多岁，却很快成为忘年交。1927年7月1日，在被敌人抓捕关押两天后，杨培森和张佐臣肩并肩走向刑场，临刑时再次高唱《国际歌》。关押的牢房灰暗逼仄，通往刑场的道路狭窄幽深，支撑着他们平静面对死亡的，是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他们坚信，《国际歌》里展现的光明世界，终将到来。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忠诚书写本色—— 

　　“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 

　　他们因忠诚而永葆廉洁本色。

　　在陈列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展区，讲解员讲述了阮啸仙制定“六不准”审计工作纪律的故事。

　　1934年初，阮啸仙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面对财务管理混乱、贪污浪费等棘手问题，阮啸仙亲自拟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部《审计条例（草案）》，还为审计人员公布了“六不准”的工作纪律：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做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

　　在阮啸仙的带领下，审计人员接连对中央直属瑞金县、中央印刷厂、邮政总局、贸易总局、粮食调运总局等单位进行财务审计稽核，查出大量问题，追回多笔贪污款项。仅在瑞金县，就追缴贪污款达6万多元。

　　“为官清廉，一丝不苟”，这是周恩来对杨匏安的评价。

　　“他那时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足以买田、买地。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因此，我们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贫、困难了，家人都必须去做工贴补家用”，杨匏安的四子杨文伟回忆。

　　中央机关迁离武汉后，杨匏安一直以普通党员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全家十多口人的生活艰难而充满危险。“父亲白天在党报秘密机关当编辑，晚上写作、译书赚稿费贴补家用。那时出版革命书籍发行困难，稿费很低，他还要经常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祖母和哥哥姐姐们清晨上街叫卖。”杨文伟回忆，当时家里每个人口袋里只装两毛钱，杨匏安还规定这笔钱平时不得动用，在机关暴露或与组织失去联系时才可用于买食物。

　　英勇就义90多年后，许白昊的家人仍珍藏着他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身着长衫，面容清俊。

　　许白昊曾先后担任中共武汉地委、中共湖北区委、湖北全省总工会、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等重要负责人。无论担任何种职务，许白昊都洁身律己，清廉自守。

　　许白昊的父亲因思念儿子，坐船到汉口看望他，临回家前，许白昊塞给父亲一些路费。父亲买好车票时，发现剩下的钱仅仅够买一杯茶水。其实在当时，许白昊已经是湖北全省总工会财政部长，手里掌握着大笔革命活动经费，但他却没有挪用一丝一毫。

　　1927年，组织安排许白昊赴上海工作，临行前他毫不含糊地将工会经费和详细账单一并交给接任者。不久后，听湖北的同志说这笔经费在使用中发生了问题，他心急如焚，马上给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清查这笔款项的下落，一定要给全省工人同志一个清楚的交代。在这封信里，“决不能疏忽！”“该款必需清楚保存”“如该款开支账目不明及用途不清不正，需湖北省委负责人绝对负责”等话语斩钉截铁。

　　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阮啸仙，以及许多有名无名的共产党人，在峥嵘岁月里散发着共产党人的风骨、品格与担当。

　　忠诚基因传承—— 

　　“决当做中国有用之人” 

　　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街蔡官田村，是蔡以忱儿时读书的地方。走进坐落于这里的蔡以忱陈列室，小皮箱、水壶、佩剑……一件件看似普通的文物，背后隐藏着动人的故事。

　　蔡以忱的后人蔡亚生告诉记者，祖父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只有数件遗物是通过祖母作为“传家宝”传下来的。“父亲将祖父的佩剑和徽章交给我时，我还不懂事，长大后才认识到这把剑的来历极不平凡——它象征着祖父为革命仗剑行天下。”

　　蔡以忱32岁就牺牲了，后辈们对他的印象很少，记忆最深的是他说的一句话，“为人要正直，要为百姓着想，不要找组织的麻烦”。

　　受父辈的影响，蔡以忱的后代也都严于律己，为人正直。上世纪60年代末，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曾派秘书到武汉看望蔡以忱的二哥蔡襄忱，碰巧遇到蔡以忱的次子蔡光海，便问他有什么困难？蔡光海回答：“没什么困难。”后来，组织上多次询问，每次蔡光海都说：家里人在乡下过得可以，家里没什么困难。

　　“实际上那时很困难。”蔡亚生说，“当年父亲在城里教书，母亲带着孩子在乡下种地，工分很低，家里年年缺粮。但父亲从来不愿意给政府找麻烦。父亲经常说，‘国家这么大，有困难的人太多了，如果我们伸手向组织要这要那，会愧对祖先’。”在父母的教育下，蔡亚生和兄弟姐妹们也都自食其力。蔡亚生工作多年，领导和同事一直不知道他是革命烈士后代，直到2013年武汉市纪委的同志为办展览找他了解情况，大家才知道他是蔡以忱的孙子。

　　“祖父为革命抛家不顾，又是这么廉洁，我们后辈绝不能给他丢脸。”蔡亚生说。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离王荷波烈士墓不远，寄存着王荷波五弟王凯的骨灰，兄弟俩年龄相差19岁。王凯曾长期从事党中央地下机关的秘密交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务院机要交通局局长。

　　王荷波兄弟五人，四个弟弟中除一人早逝外，其他三个都在他的带领下参加了革命。“大伯父虽然牺牲得早，但他的言行对父亲的影响很大。”王凯的女儿王皓光说：“大伯父牺牲后，父亲也被国民党逮捕，在监狱中关押了十年。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父亲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

　　赵迪是王荷波外孙，父亲曾任电信总局副局长。从小到大，他们兄妹几个没有沾过这个“革命家庭”半点光。有两件小事，赵迪至今记忆深刻。一是父亲从不用公家的车办私事，平时上班都是骑自行车。二是直到家用电话基本普及，家里一直没有安装过电话。父亲说，按规定不能装就不能开这个口子。

　　杨匏安牺牲后，他的家人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许白昊的后人每年清明都诵读家训——“决当做中国有用之人”；张佐臣的遗孤在苏联出生，俄文名叫伊斯克拉，意为“星火燎原”，盼女儿做革命火种；忠于党和人民、无私奉献是杨培森的可贵品质，也已成为杨家的家风；萧石月的革命故事在其家族里广为流传，成为家族的“精神传家宝”；阮啸仙的儿孙谨遵家规，一分一毫都靠自己挣，都以阮啸仙为榜样踏实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流逝的岁月沉淀着坚定的信念，忠诚始终是纪检监察干部不变的底色。

　　“我们虽然不再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时刻面对鲜血和死亡，但同样需要把忠诚与担当挺在一场场硬仗里。”武汉市纪委监委干部汪旭平这样回忆起2020年。这一年，防疫情、战汛情、促发展，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一仗接着一仗打，全天候值守、全方位监督，纪检监察干部在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